全国首家自杀热线盲人接线员:接听电话数量逐年增加,学生占比例最大

kongc 2022年9月18日14:05:18快讯评论61阅读模式

全国首家自杀热线盲人接线员:接听电话数量逐年增加,学生占比例最大

#自杀热线盲人接线员:学生占比最大#大门一关上,李永生就隐藏了他的名字和年龄——包括他是盲人的事实。它与外界隔绝。他的身份是一串工号,职责是劝人活下去。出了这个门,他们在电话里谈的一切都将被秘密掩埋。“希望24热线”,400-1619995,谐音“要留下来,要拯救,要救我”,是一条专门为企图自杀和有抑郁症倾向的人设立的生活救助热线,全年24小时服务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,自杀已成为15至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,仅次于道路伤害,每年有近80万人死于自杀。

李永生是天津通集团的负责人,也是中国第一个从事自杀干预的盲人经营者。

李永生打了一个比喻:有自杀意图的人会穿过黑暗的房间,最后到达一个阴森的迷宫,没有活下去的动力。但是每次进入下一个黑屋子之前,他们都会发出求救信号。热线是最后的生命线。李永生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支撑点,在系统崩溃前做最后的救援。“成为他们的朋友,走进去,和他们站在一起。”

李永生正在接电话。图片来自三月风杂志。

01角色

李永生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,这是视神经萎缩的痕迹。一位为他制作纪录片的记者说,他戴着太阳镜,像日本导演北野武。

深夜在配线间,李永生看起来真的像个导演。工作前,他要关好门窗,保证安静的氛围,让自己轻松进入角色。他穿梭于许多场景。每次打完电话后,他需要时间在大脑中转换角色。

晚上6点,李永生敲开了接线室的门。在天津的一个写字楼里,10平米,两部电话,两个人值班。“如果你打电话,那么我将成为你的朋友。你什么都可以说。我陪你聊聊天,我们一起面对,好吗?”

自杀干预把企图自杀的人分为4类7个等级26个等级。这四个等级是轻度、中度、重度和紧急。“面对学生,我通常扮演一个家长的角色。如果是校园问题,我会扮演老师的角色。如果职场白领打电话来,我就扮演一个同事的角色。”

拿起电话,李永生会仔细听对方的环境声音,然后听对方的呼吸变化、停顿时间和声音大小。5分钟内,李永生就能判断出危险程度,并迅速制定干预方案——在此前的1000多次高危通话中,他的成功率达到了90%以上。“聊了5分钟,我就知道我能帮到他,没问题。如果他能抛出求救信号,我就知道这个人还有救。”李永生说。

他记得一大早接到一个电话。打电话的是个女孩。李永生意识到电话的另一端正在通话,风也很大。他很快判断出这是一个高风险电话——女孩可能在路边,也可能在高架桥上。情况危急时,李永生提高了嗓门,声音几乎和嘈杂的背景一样大。正如他所料,女孩站在桥上,准备跳下去。

在聊天的过程中,他抓住了机会:“现在这个环境太吵了。我想听更多。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?”找个车辆少的地方避风。大家说说吧。“接通后半小时,女孩来到离桥200米的公交车站。一个小时后,女孩听从了他的建议,回家了。”等她能跟你说心里话的时候,危机的大门基本已经关上了。"

每一个电话都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,反复拉扯着希望的出现和幻灭。

李永生能理解对方的状态:“他已经到了这一步,他不知道他已经想了多久。没有他亲友的支持,任何信仰体系都没有了。他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获得解脱。”他要做的就是建立“拉系”,建立支撑点,打开对方的心结。“这部分会打电话的人群,他心里还是对生活有些希望的。这是他们的求救信号,他们还在挣扎。”

李永生有他自己的方法:在不打断对方的情况下继续谈话。与对方的情绪同步,揣摩对方的需求,安抚对方的焦虑。”他说这句话,大概是在问路。我想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。他说完之后,我一定要和他的话联系起来,给他帮助。”

有一定的风险。如果技术不熟练,一句话就刺激到他,不仅拉不出他,反而会激怒他的情绪,让他的心理瞬间剧烈波动。“特别是对于想自杀的人来说,他最怕的就是一种负担。你不想死。你死后你妈妈会做什么?你爸爸呢?他最怕听到这个。”

02盲人的世界

盲人面前的世界不是永恒的黑暗。

李永生从事自杀干预操作员已经7年了。谈及初衷,他说既是帮助别人,也是自助。“对方行李卸下后,我的行李也卸了。虽然看不到,但感觉心里一亮,天也亮了,一切都不一样了。”

他善于捕捉情绪变化的信号,就像夜晚独自航行的船,面对漆黑的大海,他总能准确判断海浪的方向。但是人不可能一年到头都生活在纯粹的黑暗中,即使他是瞎子。成功挽救一条生命的感觉难以言表。

李永生能感觉到白天和黑夜的区别。有时候,夜不是空黑的。他去盲校做过调查,即使天生全盲,眼睛也不黑。他认为这就是情绪调节的原因。“即使他没有光感,长时间被思想强化,他脑海里也会有这种‘亮’的感觉,因为这会让他感到舒服,让他没有压迫感或窒息感。如果心中只有黑暗,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,再强大的心,人也走不出来。”

李永生已经40岁了,但他所有的影像记忆都还停留在10岁之前。失明几乎毁掉了他的生活。

他仍然梦想着失明前的春天。村里有绿皮火车,路上有几辆车顶插着天线的蠢卡车。家乡有一排垂柳,河边有一片绿草地,树在发芽。他从未见过如此浓郁的绿色。

现在,他10岁前的记忆正在逐渐消失。他记不清他们了,连梦都模糊了。

失明前,李永生是村里有名的孩子王。10岁的时候,他在雪地里玩耍,被什么东西绊倒,脸扎进雪里,眼珠子撞到路中间的“铁疙瘩”上,抽了一地。血滴落在雪地上。他用手摸了摸,意识到自己的两个眼球碎了。

路上积雪很厚,汽车很难行走。去大医院要花很长时间。他的父母把他带到附近的医院,缝合了他的眼睛,他很快就出院了。亲戚感叹,真是个好孩子,这辈子毁了。“我听到这个词就极其难受。我怎么能废除它呢?”

李永生经常感到眼睛模糊,脑袋像一顶“铁帽子”。他总是不自觉地想摘下自己的“帽子”。他变得沉默寡言,没有以前那么活泼,喜欢待在人少的地方。他对声音越来越敏感。他通过鸟儿的叫声来判断天气。天气好的时候,麻雀叽叽喳喳。天气不好时,鸟儿振翅飞翔。他认为可能会有一场大雨。他甚至可以通过声音判断道路的宽度。

李永生仍然记得12岁时发生的事情。他和朋友去别人家花园拉菜。当花园的主人看到他时,他只是打了李永生一下。“我觉得这不公平,想来想去,为什么要欺负我?只是因为我看不见,只是因为我是个累赘,我不能。”头上的“铁帽子”和心里的疙瘩都被一把火给毁了。“我不能让别人这样看不起我。等我长大了,一定不能让别人说我是个废人。我一定要好好活着,一定要真的活着。”

我给李永生叔叔买了一台收音机,他通过声音与世界联系。他听相声讲故事,听心理访谈。他知道盲人可以去盲校,学按摩,学打击乐,重新有了希望。有一次,他拨通了节目热线,一个心理医生正在讲课。他问,以后怎么办?专家说你可以成为心理咨询师,很适合你。心理咨询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词。

从盲人学校毕业后,李永生开始盲人按摩。一天,他听说残联要举办残疾人辅导员培训班,地点在北京师范大学。一个城市只选了两三个人。李永生被选中了。后来他顺利拿到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证,开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。有一次,他去长沙参加一个心理学课程,知道长沙建立了希望热线。“当时就觉得特别适合我,眼睛一亮。”2015年,天津还将开通希望热线。李永生立即报名参加,成为天津市第一批热线志愿者。

和全家一起去李永生旅游。图/由受访者提供

在业余时间,李永生也会思考如果他不是盲人,他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他可能会参军,或者钻研某个课题,进行创新。“因为意外,才走进这个行业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不擅长别的,只擅长心理咨询。如果我能帮助别人,那是最好的。”

他常常觉得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人在两个世界。

在那个混乱的世界里,一开始,他觉得自己就像村长,帮忙解决一切。后来的他更像是一个侠客,面对坎坷的道路也要拔剑相助。现在,他只想做对方的朋友,帮对方理清行动的脉络,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“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。”

生活的模拟

听了上千个故事,李永生发现,这些相似的情节,带着人生阶段的共性,在不同的人身上被感动,被再现。

他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一位老人。老年人常年独居,身体不好。现在被卖假药的骗了,不想活了。他发现这是老年求助者的共同症结。他们孤独,寂寞,无助。大多数时候,他们活在回忆里,对未来充满恐惧。久而久之,他们就产生了心理问题。

“相对来说,老年人容易干预。只是让他觉得有人在陪他聊天,支持他说的一切,像‘爷爷太对了’、‘就是这样’。让他感受到认同感,他就会慢慢恢复。”李咏也遇到过欠下巨额赌债的中年失意者。对方认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,在酒里泡了一罐安眠药,准备喝下去。他拨打了希望热线,希望自己的事情能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。

李永生成功劝阻了男子。一个多月后,该男子的家人打来热线电话表示感谢。李永生从他的接线同事那里听说那个人已经走出阴霾,他兴奋地围着椅子打转。他说,对于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来说,最基本的规则是无论对方说什么,都要支持和尊重他,让他感受到真诚和发自内心的关心。这是建立信任关系的本质。“他一定觉得我在倾听,在关心,他说什么我都能接受。”

当他听到孩子的烦恼时,最容易情绪化,沉浸在对方的痛苦中。

现实中,李永生有两个孩子,一个在读高中,另一个在读初中。李永生还记得一个13岁的男孩,单亲家庭,他的父亲嗜酒嗜赌,总是担心害怕。孩子饿着肚子,怕爸爸打人,怕爸爸不回来,该有多孤独。李永生想到了他的孩子们。接完电话,他站起来,喝了一大杯水,出去散步,清空了一会儿大脑,才从角色中走出来。

离开配线间后,外界的声音能把他拉进现实。

一路上,他能听到汽车的引擎声。一些司机按喇叭催促前方车辆,街头小贩也在叫卖。这些声音带来了生活的真实感受。

但不是所有的运营商都能瞬间走出来。有时那些艰难的感觉困扰着他们。一些感情细腻的经营者更是苦恼,也有人经常担心,他的困境解决了吗?他又自杀了吗?他的家人怎么样?“如果他每天都沉浸在这个问题中,会影响他的现实生活。最后有些人不会这么做,因为太感性了。”

这些苦难也滋养了李永生,使他以苦难为前提。

“在这些人身上,我读过这样那样的故事,需要去消化他们的痛苦和煎熬。就像打疫苗一样。如果再遇到同样的问题,处理起来会很舒服。无论过去和未来,一切都是生活的重复模拟。”

04解决困难

他发现,打给希望24热线的电话数量逐年增加。数据显示,截至2022年7月底,共接到394509个电话,40%的电话来自青少年,其中高危病例超过5000例。起初,当李永生值班时,他经常只有四五个电话。现在,电话几乎是不间断的。“这个还能打进来,90%以上的电话打不进来(占线)。”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打电话,学生占比最大。李永生遇到的最小的帮手,只有11岁。

需求翻倍,但同时运营商流失严重,供不应求。

根据希望24热线的资料显示,2012年该热线在上海成立后,为了保证专业性,希望热线要求接线员要持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,或者参加心理危机干预实用技术培训,经过培训和见习后才能上岗。到2020年10月,志愿者超过700人,其中热线接线员超过400人。希望热线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,2017年有700多名话务员,2022年现有话务员不足300人。

这些经营者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志愿者。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工作,教师、公务员、心理咨询师居多,业余时间联系。2015年,李永生参加了希望24热线第一期培训班,同期志愿者有350多人。“很多人接通后很快就走了,只有120人左右留在热线里。”

7年后的今天,李永生估计第一批坚持留在热线的志愿者不到20人。

人们离开的原因各不相同。因为有的工作调动,有的因为搬家离得远,有的结婚生子,抽不出时间。但最大的原因还是高强度的投入产出。李永生说,从事危机干预的经营者需要很强的学习和探究能力,不断吸收知识和做大量实践是对精力的考验。

今年6月,由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《世界精神卫生报告》发布。自杀已经成为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发言中表示,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心理健康危机,近十亿人患有精神疾病。

李永生也有同样的感觉。随着城市节奏的加快,有越来越多的悲伤。在这些创伤和挫折被治愈之前,新的创伤会被填补。他也遇到过热线成瘾者——长期生活在希望热线上的人。“他们一有空就玩,一年也就玩个几十上百次。我们从不问他姓什么,也不透露信息,但他一打进来,就能听出我们的声音,说:“是你。"

李永生没有让对方挂断电话,而是继续耐心地听着。“热线是这群人的希望,每个人的希望都是平等的。他对热线的依赖表明他的社会支持系统非常薄弱。如果唯一的希望再次破碎,对他们来说将是极大的创伤。如果我们能提供帮助,我们将继续提供帮助。”

对于数量庞大的自杀事件,热线只是干预的一部分。很难拯救这么多有自杀意图的人。“仅仅依靠一条希望热线,真的是杯水车薪。辅导员少了,里面的危机案例就更少了。”李永生说。

李永生说,每个试图自杀的人都会释放自己的求救信号。“我们的心理叫‘三支六变’,可能会有请人支东西的行为,会有气质的变化等等。”一点点的关心,或者一点点的希望,都可能拯救一条生命。“如果当时我们正好在他们身边,就不要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。只要做一点点,真正支持他们,理解他们,陪伴他们,让他们不那么孤独,就有得救的希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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